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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夏的黄土高坡，风里带着麦子的清香。我推开老家院子破旧的木门。外婆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，手里正拿着蒲扇赶蚊子。八十五岁的人了，自从陶丽芬被抓的新闻在村里的大喇叭里播了之后，她的精神头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。“外婆。”我走过去。蹲在她膝盖边。“小悦回来啦。”外婆布满沟壑的脸上绽开一个慈祥的笑，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形的手，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。我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大红色的信封，递到她手里。这是省档案馆和教育厅特批的。根据年的原始档案，重新一比一复刻的一份高考录取通知书，上面端端正正地盖着当年的钢印。外婆的手猛地抖了一下，蒲扇掉在了地上。她用粗糙的手指，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信封上那三个字。“陶丽萍陶丽萍”她喃喃地念着自己的名字，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红色的信封上。晕开一片水渍:“这是我的名字，是我的通知书。”五十年了。这原本该是属于她的灿烂人生，被硬生生偷走。埋葬在无尽的黄土和汗水里。“外婆，公道要回来了，一分不少。”我握住她的手，声音有些哽咽，却无比坚定。外婆把那张通知书紧紧贴在胸口，闭上眼睛。像是在拥抱那个十八岁时，扎着麻花辫，满眼都是对未来憧憬的自己。下午，我拿着一束白菊花，去了后山我妈的坟地。照片上的我妈，定格在她三十七岁那年，虽然满脸疲惫。但眼神温柔。我把判决书的复印件烧在她的坟前，看着灰烬随风飘散。“妈，欠咱们家的债，他们全家都拿命和前程还了。”“你在那边，不用再为了几块钱的加班费熬夜了，好好歇着吧。”风吹过漫山遍野的野花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像是一种温柔的回应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裤腿上的尘土，转身向山下走去。山下的村小里，传出孩子们清脆的读书声。那里有我用这些年攒下的钱，加上社会各界重新捐助的资金，盖起的一座全新的教学楼。从今往后，大山里的女孩不会再被一句“让着别人”硬生生折断翅膀。她们的名字，只属于她们自己。我也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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