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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是在判决后的第三天醒来的。那天清晨，窗外的阳光落在病房的白墙上，亮得有些晃眼。我正坐在床边整理法律援助中心的筹备材料，忽然听见一声很轻的咳嗽。纸页从我指间滑落。我猛地抬头，看见母亲慢慢睁开了眼。她像是睡了很久，眼神还有些涣散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终于看清我。“漫宁”只这两个字，我眼泪瞬间砸了下来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声音抖得不像话。“妈，我在。”母亲的手很瘦，手背上青筋凸起，轻轻动了动，像是想摸我的脸。我连忙低下头，把脸贴到她掌心里。她看着我脸上还没完全消下去的伤，眼眶一点点红了。“疼不疼？”我摇头。“不疼了。”我趴在她床边，像小时候那样，终于哭出了声。几个月后，我恢复执业。我没有回原来的律所。那间律所承载过太多背叛、算计和痛苦，我不想再回头。傅景琛问我：“想好以后做什么了吗？”我点头。“想好了。”“我要开一家法律援助中心。”“专门接农民工讨薪、家暴妇女维权、老人赡养、工伤赔偿这些案子。”傅景琛看着我，半晌没说话。我笑了笑。“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疯了？”“刚从一场泥潭里爬出来，又要往另一场泥潭里跳。”傅景琛却摇头。“不是。”“我只是觉得，这才像你。”法律援助中心开业那天，没有剪彩，没有鲜花，也没有热闹的庆典。只有一块很简单的牌子——漫宁法律援助中心。母亲坐在轮椅上，替我把门口那盆绿萝往阳光里推了推。“这样好。”她轻声说，“向阳。”第一位来访者，是个抱着孩子的女人。她站在门口，衣袖被攥得发皱，眼底全是惶恐。“沈律师，我没有钱。”“可我真的想离婚。”“他打我，打孩子，还说我敢报警，就让我死在家里。”她说到最后，声音抖得几乎破碎。我起身，倒了一杯热水，推到她面前。“先坐。”“慢慢说。”她怔怔看着我，像是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人愿意听她把话说完。我看见她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自己。想起那个在法学院路灯下，攥着法条，满眼热血的沈漫宁。想起那个被人按进泥里，却还是不肯低头的沈漫宁。也想起屏幕那端，头发花白、脸上带疤的沈漫宁。于是我轻声说：“你放心。”“这一次，我们用法律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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