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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星机械厂倒闭后的第三年，城南建筑工地上，多了个脊背佝偻的搬砖工。谢昀的双手，曾用来写风花雪月的酸诗，用来接邓家递过来的高档香烟。如今，它却布满血泡，被粗糙红砖磨得鲜血淋漓。每天干满十四个小时的重体力活，结下几块可怜的毛票。迎接他的，不是热饭热菜，而是邓云蔚歇斯底里的尖叫咒骂和抓挠。“窝囊废！要不是你当初得罪了人，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！谢昀你不是人！”谢昀麻木地蹲在地上，连躲避和还手的力气都没有。每天傍晚，谢昀收工路过街角的杂货铺，是他最难挨的时刻。黑白电视机里，播放着晚间国际新闻。画面里的郭芝兰，自信从容，耀眼得让他不敢直视。“如果当初没分开”“如果接她进城”可是，人生没有如果。国际会议中心。最终议程是项旨在援助全球发展中国家，推动基层弱势女性教育与就业的国际公约。我作为中方核心代表，全程参与了起草与最终敲定。长达数月的激烈交锋，终于在今天尘埃落定。在那份足以改写无数女性命运的历史性文件上，我郑重地签下了三个字。郭芝兰。当年那个在雷雨夜里徒步狂奔的乡下女孩，终于一步一步，走到了世界之巅。世俗故事里，人们总喜欢赋予苦难神圣的意义。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就连我自己，都在潜意识里以为，是谢昀那封绝情的退婚信，是极具侮辱性的五十块钱，是娘家人把我逼入死地的柴房，成了推我走向绝地反击的催化剂。但此刻，我看破了这个虚伪的逻辑。苦难就是苦难，它只会带来疼痛、流血、绝望和毁灭。本身不值得被歌颂，更不值得去感谢。谢昀算什么？他从来都不是我人生剧本里不可或缺的劫难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我的灵魂彻底轻盈了。我极其平静地从那段泥泞过往中，抽离了最后一丝情绪。我收回了赋予谢昀和那个家庭的所有意义。散会后，我接过助理递来的大衣，披在肩上，大步走出会场。门外，金发碧眼的外国主流媒体记者冲破安保线，将话筒递到了我的面前。“郭女士！”记者用极其敬佩的语气快速提问，“您的履历在整个外交界都堪称传奇！从东方偏远乡村的弱势女孩，到今天主导国际公约的首席代表，究竟是怎样刻骨铭心的过去，塑造了今天如此强大，不可战胜的您？”所有人都在等待催人泪下的苦难故事，或者慷慨激昂的女权口号。我迎着京城初春极其明媚的阳光，微微仰起头，眼神温和又笃定。“是我自己。”我对着镜头，微笑着给出答案。“是对这片广阔世界的极度渴望，塑造了我。”我拨开人群，在高级干事的簇拥下，走向外面的宽阔大道。我不需要对谢昀说原谅，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去放下谁。因为当我拥有了整片辽阔的天空，就再也不会低头，去端详脚底那粒曾绊倒过我的微尘。我的旷野，才刚刚开始。（全文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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