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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家宝双手叉腰，那副尖酸刻薄的神态，简直跟王老太如出一辙，“奶奶说了，你就是个生孩子的机器，是咱家花钱买来的狗！信不信我晚上让我爸打死你！“说完，他还不解气，一脚踩在那个“人“字上，用力地碾碎，然后转身朝厨房跑去，大声嚷嚷着：“奶奶！奶奶！这个贱女人又在偷懒不干活！她还想拿树枝打我！“不一会儿，厨房里传来了王老太的咒骂声和翻找扫帚的动静。我站在原地，没有擦脸上的口水。我看着地上的泥泞，感受着夜风吹过脸颊的寒意。原来，罪恶是会遗传的。在这片被男权和极端愚昧彻底浸透的土壤里，开出的花只会是食人花。他不是一个被蒙蔽的孩童，他是一个在吃人红利中长大、劣根深种的恶童。他享受着将生母踩在脚底的权力快感。我的心口最后的一丝温度，像被一盆冰水迎头浇下，彻底熄灭了。理智重新占领了高地。从这一刻起，血缘已断。他不再是我的儿子，他只是阻碍我逃生计划的障碍物，是买方犯罪集团的一员。对于肿瘤，最科学的治疗方案，就是冷酷地切除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开始利用下地干活的掩护，进行我的“田野调查“。博士级别的空间测算能力和图像记忆力，在这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每天割猪草、挑水，我的大脑就像一台高精度扫描仪，默默记录着一切。哪里有暗哨，哪里的狗最凶，哪条山路是死胡同，哪条水沟能通向村外。短短两周，一幅精密的盲山村地形图已经刻在了我的脑子里。但这还不够。我要的不仅仅是自己逃出去，我要让这片罪恶的土壤彻底翻覆。我要用现代法律的铁锤，把这些野蛮人砸得粉碎。根据现行最严苛的法律，“买卖同罪“，只要证据确凿，买方和卖方一样要将牢底坐穿。于是，我主动揽下了给村里各家各户送农具、借东西的活儿。“二婶，强子让俺来借个铁锹。“我佝偻着背，眼神闪躲。趁着二婶转身去拿铁锹的功夫，我的目光迅速扫过她家院子里那个被铁链锁在树下的女人。二十多岁，右脸有烧伤疤痕，操着川蜀口音。我低下头，一边往回走，一边在脑海中飞速建立数据库。晚上，趁着李强呼呼大睡，我摸黑躲进茅房。从破旧的棉袄夹层里撕下一块白色的碎布，用白天灶台里捡来的炭笔，借着月光，密密麻麻地写下了我收集到的致命证据：“李二柱家，买入女性1人，约岁，右脸烧伤，川蜀口音，疑似年购入，中间人瘸子老刘……““王大顺家，买入女性2人……“全村户购买被拐妇女的详细名单、被拐者的体貌特征、人贩子的零星线索，全都被我浓缩成微小的密码字符，记录在这块巴掌大的布片上。这是盲山村的催命符，也是我重见天日的通行证。我将布片缝进了贴身的内衣夹层，紧紧贴着心脏。逃跑计划的硬件准备就绪，接下来，需要削弱敌方的战斗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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